人民论坛网发表刘军宁的文章说，有人可能认为在老子思想与自由思想和经济繁荣之间挂起钩来是无稽之谈。然而在西方，老子却被普遍认为是人类自由主义思想的最早先驱。不少西方人认为，《道德经》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与《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旗鼓相当。老子的思想在西方的流传之久、流传之广，超出了许多当今中国人的想象。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道德经》是有史以来译成外文版本最多、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仅5000言的《道德经》也是世界上创造名言最多的巨著之一，在Google网站上搜索到的Taoism（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条目还要多。事实上，老子的思想不仅被看作中国人的精神财富，更被看成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最早的自由先声。
老子的思想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对此已有广泛的共识。政治哲学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一种是关于自由的哲学，一种是关于权力的哲学。老子及其天道思想，是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少有的关于自由的政治哲学。与伸张父权的儒家和伸张君权的法家不同，老子的天道思想致力于把个人从一切专横的权力下解放出来。
这些年来，中国人常常谈论如何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西方也有人在学习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并且成果丰硕。在当年老子西去路上被人拦住写下《道德经》的函谷关太初宫门廊里，挂着一幅美国已故前总统里根的大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写着：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治大国若烹小鲜”。
里根受命于危难之间。当时的美国内困于经济低迷，外厄于苏联强敌和伊朗人质事件，国力大减、国威大衰，人民对国家的前途也感到十分迷惘。作为演员出身的里根，没有从事具体商业活动的经验，也不掌握精深的经济理论，更没有涉足国际事务的背景，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乃至国运的颓势，降低了一度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经济也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高的增长率。
儒家给统治者的建议是让老百姓对君王有信心；老子给统治者的建议是让人民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信心。里根是按照老子的建议去做的，1976年在宣布参加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强调，“我们需要一个对人民的能力而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的政府。”1984年里根总统访问上海复旦大学所作的演讲，一再突出了他与老子天道思想的根本共识：“我们相信每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严。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特殊天赋、才干和每个人自主、自立的权利格外珍视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宪法为什么如此特别？因为这是人民给统治者立下的、以防范统治者为目的的宪法，不是统治者领导下为防范人民所立下的宪法。”
里根这种人民本位的思想与老子的天道思想一脉相承。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里根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个政府，不是我们这个政府拥有一个国家。除了人民所授的权力之外，政府什么权力也没有。”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里根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就是问题；人类的心灵是不受约束的，人的精神没有围墙，人类的进步没有障碍，除非我们自己立起这样的围墙、设置这样的障碍，而这样的围墙和障碍常常就是由政府以政绩的名义树立起来的。
不仅里根总统的政治成就带有老子天道思想的印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盛世，从汉的文景之治到唐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无不是老子政治哲学的功劳。中国与美国的差别是：与天道思想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制度神髓；在中国天道思想只是在深受暴政荼毒之后的“急救包”，最多停留在政策层面（黄老之术），一旦“病情”有所好转，老子的治国哲学便被抛到九霄云外。孕育着老子天道思想的《道德经》根在墙内却香在墙外，我们期待它在墙内散发出更多的、更加持久的芬芳。
■相关链接
过度管制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敌人
邓聿文在《财经》刊文说，“供给侧”是个很专业的经济学术语，很多人不明白它什么意思。简单地说，供给侧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强调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两者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供给侧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无须靠“强刺激”来调节总需求；在政策手段上，供给侧更多运用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这样来看，供给侧改革似乎与中国社会一贯呼吁的改革颇为契合，难怪很多经济学者对高层提出供给侧改革表示高兴，认为这么多年来总算走向了正确的改革之路。
其实，改革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尊重市场，让人们有选择的自由。什么能够剥夺人们的自由选择？管制！管制的最大危害就是限制人们的选择自由和市场自由，管制是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最大敌人。
中国的改革也验证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放松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控制，极大地给予人们进入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由此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使社会创造财富的激情得以充分释放出来，以致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成就。这说明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
目前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经济下行的压力空前。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在于民间社会的活力以及民营经济是否能够充分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的抓大放小改革曾引发一轮下岗失业潮，然而好在当时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为几千万国企下岗工人提供了就业渠道。此次与上次不同，不但国企经营困难，大量民企的生存也岌岌可危。这就要求政府改变管制的方式，放松对各种生产要素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取消多余的行政审批，打破各种所有制歧视，更多地向市场和经济主体放权，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当人们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后，社会繁荣将会再次出现。
